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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子弟的留城路
2010-08-16

城乡的鸿沟有多大,本刊将目光锁定农村子弟高树文和城市子弟许瑞大学毕业期间的求职路。在他们眼中,城市丰www.8ahr.com富的公共资源对个人命运的改变,不是农村子弟单靠个人奋斗能弥补的

  本刊记者 李焱鑫  实习生 摆琴 

    在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当下,由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是绕不过的图景。对农村子弟来说,大学毕业留不留城或许取决于价值判断,可当优势资源与日俱增地集中于城市时,他们实际上已别无选择。

艰难的求职

    2009年6月初,高树文签完了就业协议,长舒了口气。

    由于金融危机,这位中山大学经济学院应届毕业生的求职路相当不顺利。近一年的自我推销,让来自阳江市阳西县某镇的高树文身心俱疲。

    “我们专业的就业面很窄,要留广州无非就那几个选择。”高树文说。这意味着他的不少大学同窗,都成为同挤一处门槛的对手。

    与高树文相比,同班的许瑞轻松很多。2008年11月,两人共同参加了广州一所国有银行的校园招聘,许瑞在众人中脱颖而出,寒假之前便敲定了去向。

    和大多数广州本地生一样,许瑞开朗热情,既是学院的团委干部,又是攀岩协会的社长,热衷于各类活动。“现在的公司都很看重书本外的素质,比如外语口语、组织能力等等。”许瑞说。

    而这些要求,却是高树文不愿说出的软肋。尽管他的刻苦程度无人可比,一些天然的差距却难以涂抹。

  高树文成长的小镇,是阳江市闻名的贫困乡,许多校舍相当寒酸,师资力量也极为薄弱,提供的资源非常有限。仅英语来讲,许瑞从幼儿园起就开始接触,中学更是有机会与学校招聘的外教直接对话;而高树文的老师却连音标都读不准,“有些参考书的单词我不懂,老师也不认识”。

    对高树文来说,城市的教育资源越发丰富,自己的短板就越发明显。“刚上大学时,一些同学在讨论什么牌子的电脑好,我却连最基本的打字都不会。”

    由于不在相同的起跑线上,高树文的大学四年几乎都在“补课”;而许瑞等城市学生则开始了下一场比赛的热身。“绝大多数情况下,城市学生组织能力和协调沟通能力更强。而农村学生普遍内向,很少参加实践活动和竞赛。”两人的大学辅导员说。

    这类短板让高树文的“留城梦”几度破灭。近半年,他感受到不少招聘单位明显表示出对农村孩子的质疑。他们婉转地提醒高树文:“城市的工作节奏非常快,需要创新精神和现代视野。”

    直到今年5月一家企业二次补招,高树文才确定了出路。此时许瑞的求职心得,已在博客上挂了半年。

城市是出路

    留城之路虽然艰辛,高树文却从来没有产生过回乡的念头,“从来没有”。

    刚上大学的一段时间,高树文乘坐地铁只敢去窗口买票,“怕自己不能熟练运用自动售票机,耽误后面排队人的时间”。

    电影院、美术馆、运动场……这些只在电视里见过的公共设施更让高树文倾心不已。“当时就下定决心,哪怕是为后代着想也要留在城市,这里的资源太丰富了,生活质量要高很多。”

    如果说类似的差异尚属“锦上添花”的范畴,城市与乡村迥异的高考上线率则让高树文刻骨铭心。

    高树文家所在的小镇只有两所公立中学。由于师资力量、教学设备的缺乏,高考录取率非常低。“在大学里,老家来的学生是个位数,前几年镇里有位学生考上了中山大学,校长直接将腕上的手表捋下来给了他。”高树文说。

    生长在城市的许瑞,则完全没有类似的烦恼,上大学对他来说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由于“认识的人都上大学了”,仅仅在中山大学召集一次高中同学会,人数就能突破100名。

    “当然,广州的学生同样有升学压力,但城市的教育资源可以减弱这一点。”许瑞说。在他以前就读的重点高中里,光特级教师就有几十名,课程讲义直接打印给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可以集中精力听讲。

    在高树文眼中,城市丰富的公共资源、先进的服务理念对个人命运的改变不是个人奋斗所能弥补的。“我身边有不少同学就觉得学习是没用的。因为他们没有好的老师指导,很难和城里孩子竞争。”高树文说。

  除了个别天赋异禀的学生,大多数农村孩子很难扭转失衡的命运天平。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未来只能外出打工或做点小生意。就在高树文广州求学的四年里,与他一起成长的孩子们大都在田间或工厂奔波。

  “我曾经想回老家报考组织部的‘基层选调生’,后来还是打消了念头。”高树文说,“家是退路,城市是出路。谁都知道,留下来才能生活得更好。”
 

甩不掉的包袱

    尽管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对高树文来说,他的城市生活还是开始了。

    而许瑞同样有了“新生活”的感觉,拿着单位一次性发放的安置费,他为自己买了一部新手机和一套职业装,剩下的钱一半交给父母,算作成年后住宿和搭伙的“股金”。

    与许瑞相比,高树文的“留城梦”圆得并不那么完美,现实的压力依然存在。拿到第一笔工资,他给仍在老家忙农活的父母寄去了两盒营养品。除去固定的房租、交通通信费和餐饮费,所剩的钱全部存进了银行。“不敢买什么东西,万一家里有个什么事呢?”

    和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高树文必须考虑父母养老的问题。在老家,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不能覆盖全部农村人口,因大病致贫的家庭并不少见。

    高树文的父母经营着几亩田地,闲暇时还能接接附近工厂的“散活”,温饱自然不成问题。可除了参加农村医疗合作能报销点医药费外,再无其他的可靠保障。加之农村养老体制的缺失,他们的未来其实需要孩子承担。

    虽然同样出生在各自区域最主流的家庭,许瑞并没有类似的担忧。父母有稳定的医疗保险,退休后有固定的退休金,老人的保障在可预见的时间内都不会产生问题。

    对于未来,许瑞仍然一如既往地乐观。就在最近几天,他制订了一份详细的理财计划,“父母鼓励我有机会留学深造,朋友试图说服我合伙开公司,这些都需要我学会开源节流”。

    尽管近年来教育政策的调整,让所有人都能上得起学,可为得到与许瑞同样的生活质量,高树文要付出更多。但是城市的箪食瓢饮仍令他感到满足。“如果没有走出家门,我可能和身边的人一样,找不到什么机会。”高树文说。

    2009年6月20日那天,距离去新单位报道还有一周时间,高树文回到阳江看望父母,正式向伴随他多年的农民身份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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